孟子的仁政思想智慧
战国时代，分封制日渐瓦解，统治阶层穷奢极欲，老百姓苦不堪言。孟子赓续孔子的君子“仁”学，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仁政思想，引导人们成就美德，成为向善向上之人，最终实现“天下定于一”“万物归于仁”的理想社会。
得其心者，斯得民矣。孟子认为人们之所以为人，离不开“四心”，即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孟子以心善言性善，用这四种道德心理证明了人有仁、义、礼、智四种德性。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告子上》）其中，孟子最重视者，当为“恻隐之心”，也就是“不忍人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所谓“仁”，即是“不忍人之心”，而“仁政”的本质，即是君主将自身的“不忍人之心”，通过扩充达到推及百姓、恩及禽兽。孟子“性善论”以仁义礼智为根基，强调“善”乃人的天赋秉性，特别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而作为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对政治至关重要，关乎能否得到民心，政权是否稳固。由此，孟子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认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正在于他们丢掉了群众根基。为此，孟子延续了“民惟邦本”的古典政教传统，将“爱民”“为民”“保民”“敬民”的民本思想凝聚为“仁政”学说的思想内核。统治者要“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滕文公上》），这样才可以顺民意、得民心。
以民为本，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国家的根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政权才能太平安宁。唯有施行“仁政”，进行“德治”，得到百姓的支持，才能实现政治和社会的安定。孟子提出“以仁政得民心”的德治思想，以能否切实践行“仁”，真正施行“仁政”，作为衡量统治者能否“保民而王”的关键。这些不能离开统治者自身“恻隐之心”的体悟和省察，即要以发乎自身内在的“不忍人之心”，来行及关乎他者的“不忍人之政”。孟子继承夏商周时期“重民”思想和孔子“仁爱”理念，承继儒家道统，将人性论作为治国理政的逻辑基础，从人性善的本源性与内在性的角度对贤人治理、礼乐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凸显了以德配位、礼乐感化的重要性，并建构了善、法并行的王道政治，“讲仁爱”“重民本”，作为治国安邦及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治国思想，彰显民众的主权与执政为民理念，形成了以民为本的“仁政”体系，阐明了贤人政治、礼乐教化所蕴含的终极关怀与应然态势。孟子治国理政思想大多数表现在推行仁政，譬如：“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民众的事情对统治者至关重要、刻不容缓。因此，君主须“贵民”“敬民”“保民”“安民”，既要关心民生，让更多的百姓安居乐业，生育蕃息；又要涵养风气，以士人的道德操守，实现化民成俗，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这些睿智闪光的思想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具备极其重大价值及意义。
制民之产，保民而王。孟子提出“制民之产”，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君主要充分重视百姓的生存权，只有百姓生活有保障，安居乐业，才能驱民向善，施行社会教化，以此来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所谓“仁政”，实则即是关注民生之政，通过“制民之产”“省刑法，薄税敛，深耕易耨”等措施，实现取民有制，轻徭薄赋，制民之产，增加百姓收入，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行仁政，始于正经界，即力主通过“正经界”来推动土地改革，来遏制“暴君污吏”对民众利益的蚕食，从而保障民众的生存权，以期民众能“养生丧死无憾”。孟子“制民之产”的主张，体现了其“仁政”思想对民生的关切，经济上“富民”“惠民”，满足百姓基本生活，以保民养民之举赢得百姓的信任与爱戴。孟子“仁政”智慧的贡献还体现在人性上，他主张“推恩于民”，很重视“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关注，成为黑暗的战国时代一抹难得的人性光辉，这一思想对后世儒家知识分子试图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关心帮助社会中的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具备极其重大启迪价值。
孝悌忠义，明以人伦。孟子主张“性善论”“明人伦”“谨庠序之教”“大丈夫”，为中华民族提供了道德基础，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具备极其重大借鉴价值。对普通百姓来说，单纯让内在德性扩充是远远不足的，还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即要借助道德教化等手段，推动百姓明人伦，来扩充人的善良本性。在实现教化的过程中，孟子尤其强调“心”的作用，认为“心”是体之大者，也是体之贵者；其他器官如耳目口鼻等都只是体之小者，体之贱者。“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心”不仅是先天德性所在，更具有思考认知能力，在身体各部位中居于统帅地位。是选择立志成为“大人”，还是甘愿堕落为“小人”，皆是源于“心”的自主抉择。因此，对民众来说，通过“庠序之教”来明心见性，就显得异常重要。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教化百姓是施行仁政的重要内容，通过教化使民众明事理、知美丑，塑造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依靠“谨庠序之教”对百姓实施道德教化，使得人伦得以明于上，道德得以行乎下，“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百姓的个人素质得到普遍提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得以逐渐改善，良好的社会风气得以逐步养成。在安定民心、收揽民心之后，仍然要规范民心，注重文化和教育的引导和浸染作用，借助仁义礼智明晰人伦道德。“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以个体家庭伦理教化为基础，以期实现国家有序治理，进而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要适应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新形势，继承孟子教育思想，将孟子德育观真正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之中，注重孟子仁义思想培育，启发人们积极向善、勇于奉献的道德行为，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宽刑省罚，与民同乐。孟子对尧、舜、禹非常赞同，认为统治者要向尧、舜、禹那样关心百姓疾苦。主张“德刑并重”，治理国家需要德治与法治协调推进，相互依赖、相互依存，针对国家治理，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制等方面阐述，各部分各环节相互支撑、相互融通，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反映了孟子对“民心”的重视。孟子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十分重视“与民同乐”，得民心之根本在于实行德政，仁爱民众。“以仁政得民心”，就是进行德治，收揽民心，反对统治者的奢侈浪费。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百姓与统治者富足了，与民同乐才得以实现。与民同乐，需做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并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做事公平公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君主要提升自身修为，有胸怀天下的使命与担当。“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君主对百姓充满爱心，以礼相待，百姓才能心悦诚服。孟子以“仁”“义”为内核，以“思”“诚”“敬”为手段，特别注重发挥“心”的“思辨”能力，由此开创出一套“存心养性”“反身而诚”“养浩然之气”的道德修养功夫；借“天命”谈“人事”，将人的注意力引向自身道德修养。孟子通过推崇“德治”，施行“仁政”来收揽民心，以伦理教化来安定和规范社会秩序，以期管理者能与民同乐，最终实现“仁者无敌”、统一天下的政治目标。
浩然之气，以德配位。孟子借鉴孔子“血气三戒说”的思想，以义来戒除血气中的欲望，继承并丰富其内涵，从而创立了“浩然之气”思想。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之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的内涵首先体现在大勇，“浩然之气”是受到具有省思功能的道德本心所支配、引导的“义理”之气是受心志所支配的大勇之气，体现在至大至刚，表现在气上呈现出巨大的精神力量与高尚的品质，可以不断充盈内心并积极修养道德品格，继而达到人格上的坚毅与刚强。“浩然之气”需要义与道来相互配合，没有义与道的配合则失去力量。“配义与道”包含义与道两种道德准则，在符合“义”的基础上来追求“道”，“浩然之气”才成为立身行事之准则。“浩然之气”所体现的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已成为民族精神的代表之气，鼓舞了从古至今无数仁人志士为心中的理想而奋斗，成为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精髓。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这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基本路径，只有做到经常自我反省，才能一直在改进自身不足，完善自身修养。“浩然之气”作为孟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诞生之初就以道德而立论，“浩然之气”有助于公民提升个人道德修养，激励人民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增强社会公德，提升价值认同。“浩然之气”所蕴含的现代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是一致的。浩然之气是君子至大至刚的昂扬正气，是以天下为己任、担当社会道义、无所畏惧的气魄与勇气，是品质上的坚毅刚强，精神上的不屈不挠，天地之间的光明磊落，是内在德性与最高道德准则的协调融合，是人间伟大的人格精神之美，人具有了浩然之气，才具备了君子的仁智勇“三达德”，方能以德配位，处事圆满成功。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班固的《汉书·楚元王传赞》指出：“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韩愈的《进学解》指出：“孟轲好辩，孔道以明。”可见，孟子对儒家文化的传承贡献之大。冯友兰指出：“孔子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如苏格拉底在西洋史，孟子在中国历史地位如柏拉图在西洋史。”在“性善论”理论基础上，孟子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儒家思想，提出了“讲仁爱”“重民本”“以仁政得民心”等重要理念，由此形成了以民为本，民贵君轻；制民之产，保民而王；孝悌忠义，明以人伦；宽刑省罚，与民同乐；浩然之气，以德配位等为政思想，孟子仁政思想智慧历久弥新，对我们当今民主政治、经济民生、科学教育、社会保障等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仍然具备极其重大借鉴价值。
（作者：陈晓霞，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院长，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