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海外的青铜器——西方人眼中的艺术巅峰中国人心底的文化认同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青铜器在海外流传？这是因为中国青铜器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都很有突出的地位。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研究的张昌平教授说，海外的中国青铜器收藏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次讲座中，他分享了海外青铜器的流传、收藏、研究与保护。
青铜器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乃至于形成我们现在的传统与文化格局都有密切的关联。古代的统治者对青铜器很重视，因为青铜器文明代表了当时社会比较高阶的文明。《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得鼎于汾水上”，将年号改为“元鼎”。这个鼎应该是西周时期的，但汉武帝依然认为这是一件特别大的喜事，所以用这种方式加以纪念。对古代文明艺术很重视的另一个皇帝是宋徽宗，宋代很重视礼制，还掀起了古风热潮，比如宋代很有名的大晟钟就是模仿商周的青铜器，现在我们去博物馆看到的觚、爵、斝等青铜器物的名称也是宋人起的，宋代还形成了一门金石学。
宋代之后的历朝历代，也没有中断对青铜器的重视，包括外族，比如元朝、清朝。乾隆皇帝非常爱好古物，他将宫廷收藏的器物编纂成了图录，叫“乾隆四鉴”，里面主要的也是青铜器。当时还有很多珐琅器、瓷器、木器，看上去具有清代风格，但都能找到商周青铜器形制的原型。
清末士大夫中出现了很多古物收藏家，刑部尚书潘祖荫收藏了非常有名的大盂鼎、大克鼎，这两件青铜器后来由他的后人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另一个大收藏家是满清的贵族端方，能算得上是当时几大收藏巨头之一。辛亥革命时端方被杀，他的家族迅速衰败，这也是清末青铜器大量流失的一个代表性事件。因政治格局的动荡变化，大量收藏品被变卖，这对于西方收购青铜器就变得很有利。端方收藏的一套商朝青铜器以大约20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卖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当时的20万两白银相当于20万美元，青铜器的价格一般是四五百美元，所以博物馆经过了很久的讨论才下决心购买。至今这套青铜器都摆放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从中国到西方对青铜器都这么重视呢？青铜器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是礼制的物化的代表，用青铜器文化维系社会阶层、稳固统治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所以宋代皇帝对古物的爱好，其本质也是这个原因。战国时期的“问鼎中原”、三国时期的“三足鼎立”都是用器物代表国家社稷或一个人的身份，这在我们民间传统文化中已形成了深刻的认同。
刚才讲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视角看青铜器，那么西方人的视角是什么呢？他们强调的是艺术性。西方人的收藏很多是从艺术方面出发的，那么青铜器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的一尊方彝，上面的纹饰放大到20倍都呈现出极高的美感，这是为西方人所折服的。西方一位著名学者评价中国的青铜器说，这是公元前12世纪的波音飞机。他认为中国青铜器在当时的世界上体现了最高的工业水平和最复杂的社会劳动。
大家都知道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的“乒乓外交”，实际上后来还有一个“文化外交”，我们组织了很多出土文物的展览，其中最受喜爱的就是青铜器。在历代优秀的文化遗产里，青铜器可以说是第一个在世界上达到高峰的。当时西方人自己也组织了这样的系列展览，比如美国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在东西海岸进行展示，对美国民众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乃至美国、欧洲、日本的学生在当时开始对中国的古代文化产生兴趣。现在海外一批相关学者都是在那个时期受到的影响。这也能够理解西方人为什么对青铜器如此着迷。
除了艺术性之外，青铜器在中西文明中本身也存在一个差别。从物质文化的视角看人类早期的发展，可以分成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这种划分是西方人在考古学没再次出现之前，尝试区分物质文化发展的一种方法。但通过观察对比不难发现，只有中国是青铜时代里青铜器特别发达的国家，西方在这一段时期的青铜器并没有很多。特别是中国的青铜器，在铸造技术上主要使用的是“模范铸造法”，完全区别于西方的失蜡法和锻造法。“模范铸造法”有两大优点，第一可以呈现出很精美的纹饰，其次就能进行大规模生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青铜器是铜、铅、锡三元合金，而西方的只含有铜和锡。2015年，殷墟刘家庄北地发现了3.3吨的铅锭，根据铅的比重不会超过10%进行计算，这一个地方就可以生产出33吨青铜器。由此也可以推算出当时中国青铜器生产的规模之大。
提到流传在海外的中国文物，我们一般会最简单地认为是八国联军抢去的。他们当然抢了不少文物，但中国文物流失的根本原因不是这个渠道。中国青铜器的流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西方，一件中国器物会换很多个藏家，因此对它的渊源的追溯也就特别艰难。尤其早期时我们往往不能获知一件青铜器从哪里出土、由哪些路径卖出去，只有到了西方进入博物馆才有档案资料可以追索。
青铜器流出量最大的一个阶段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清末民初社会政局特别动荡的年代。流出的路径一些是非法走私，还有一些是看似合法的买卖，比如上海一个叫卢芹斋的商人，在国外开了专门卖中国艺术品的商号，还有日本人山中定次郎设立的一个公司，这两家公司当时以貌似合法的形式向外流出大量的中国艺术品，在数量上占非常大的优势。卢芹斋甚至在法国建了一栋非常高的中国式的建筑叫彤楼，可见他在海外形成的这个产业的影响之大。
在欧美很早接触中国文物的是一个叫赛努奇的人，他本人对古物非常爱好，收藏了大量欧洲艺术品，来东方旅行时他也买了很多古代艺术品，但当时他并不认得这些艺术品。回国后他请研究东方的学者来鉴别，才发现很多是中国的青铜器。从此他对中国艺术品产生兴趣，并建了一座个人博物馆，现在这座博物馆慢慢的变成了巴黎市的博物馆。
在海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最有名的是弗利尔这位贵族，他以生产火车头发家。他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大部分从卢芹斋购买，以精美著称。卢芹斋常常把精品出售给他，因为他肯出高出10倍的价格。20世纪20年代，弗利尔将自己收藏的中国青铜器捐赠给了美国政府。
可以说二战以前，西方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就已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格局。总体而言，美国成为慢慢的变大的中国青铜器收藏地，因为他们出现了像弗利尔这样的超级富翁，二战后更是慢慢的变多。青铜器也就随着财富的流动而流动。
美国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收藏家赛克勒，是一名牙医，靠卖药品的专利获取了很大的财富。他成为二战后收藏中国青铜器最多的藏家，后来也把自己收藏的青铜器以赛克勒博物馆的形式赠予美国政府。赛克勒本人还很重视青铜器的研究，出版了一套关于他收藏的中国青铜器的书，直到今天在西方研究中国青铜器的书籍里依然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
中国青铜器流传的另一个高潮是改革开放以后，受到经济发展的刺激，很多地方的墓葬被盗，流传的路径一个方面是国内，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海外。芝加哥有一个叫麦凯琳的富翁，他存放收藏品的楼里，两面墙都是青铜器，当然除了中国的也有东南亚的。还有一位很有名的比利时古董商，她的拍品里经常会有一些小的青铜器，被怀疑是从闻喜县流失出去的。我还知道一位隐藏比较深的收藏家李昂·布莱克，我本人没见过他的收藏品，但他曾经想请人将他的青铜器收藏品做成图录。当他听说了中国对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后，就不敢出版图录了，怕露脸以后被中国政府追索。
清代末年以来流传到海外的青铜器，首先涉及到一些辨伪的工作，这在欧美曾经是非常大的活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收藏了一件子乍弄鸟尊，它像真鸟大小，嘴巴可以张开，脖子上有一个卡扣，旋转90度可以拿下来。由于细节上做得太漂亮，乃至美国人不敢相信它是真的，一直以来就把它作为一件伪器。
从20世纪30年代起，学者开始从金属成分上来分析器物，20世纪50年代认识到中国青铜器是由铜、铅、锡三元合金，而清末很多作伪的青铜器用的是含锌的黄铜。到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弗利尔艺术馆成立了第一个博物馆里的实验室，他们所做的一项很大的工作就是对青铜器进行成分检测，如果成分是铜铅锡，那么这件东西就是真的，格外的简单有效。当他们检测了子乍弄鸟尊后，终于敢相信它是一件真的文物。
除此之外，就是从铸造方法上来进行辨别。此前的西方学者，特别是英国人，认为中国青铜器如此复杂，一定是用西方人所熟知的失蜡法制作出来的，因此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的主流看法。但经过很多实验室研究之后，美国学者发现中国青铜器是使用块范法铸造而成。
青铜器的辨伪直到现在也是很重要的工作。美国中部有一家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馆，在上个世纪40年代收藏了一件方簋，上面的纹饰很像一张人脸。博物馆的运营人当时把照片发给中国研究青铜器非常杰出的学者陈梦家，陈梦家看到人面一样的纹饰觉得器物是假的，但又说上面的铭文是好的。因此博物馆认为这件器物是宋代的。直到2010年左右，一位名叫来国龙的中国学者，他是调查研究分布在世界上的颂簋的，听说这家博物馆有颂簋就去调查。他给这件器物拍了X光照片，还对簋里面的土做了热释光检测。他把照片也寄给国内的一些学者，这些学者觉得这么奇怪的一件东西肯定是假的。当年我在博物馆看到时说它是真的，但当时的中国部的主任不相信我，因为我那时还是一个小伙子。我当年判断它是真的，是因为器物底部有一个铃铛，铃铛要经过反复的铸接才能成为一个器型，而铸接技术现代人仿造是做不好的。从X光照片上也能看到器物的两耳上也有铸接痕迹。最终热释光检测也判定这件簋是真的，它终于被摆放进了展柜里。
我个人认为，青铜器的鉴定主要要从技术层面去理解，特别是一些装饰物。来国龙教授研究的另一件颂簋，从纹饰上判断是西周晚期的，他也给我发了X光照片，我从铸接工艺和纹饰上判断是真的，结果他告诉我是假的。因为对耳朵里的范土进行热释光检测，只有100多年，刚好是清末民初。但经过实验室的成分分析，这件簋的盖子和主体又都是铜、铅、锡的合金。因此现在这件器物依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的。
在文物鉴定中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出现一些比较特殊的器型，鉴定人从来没见过的，就被认为是假的，比如那件像人面的簋。一旦鉴定为假的，那么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有可能造成一件很重要的、甚至是价值连城的国有财产的流失。
当今进行艺术品的流传不再是古董商，而是拍卖行。世界上有两大艺术品拍卖公司，一个是苏富比，成立于174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拍卖行之一。1988年苏富比在纽约上市，又成为最早上市的拍卖公司。另外一个是佳士得，1766年在伦敦创办，佳士得曾经卖掉了很多重要的中国文物。
近年来非常有名的一次拍卖是2017年佳士得拍卖的来自藤田美术馆的四件中国青铜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两次金融危机，很多博物馆难以维系运营，就采取拍卖的方式。藤田美术馆在这次拍卖会上拍卖的四件中国青铜器高达9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六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只要签署了这个公约，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在这个日期之后进口的文物，可以被视为非法。因此像苏富比和佳士得这样的拍卖行就会很重视拍卖文物的流传有序，保证在西方的法律框架之下是合法的。
美国国务院也于2008年发布、并于2013年和2018年继续签署禁止非法进口中国文物的法令，中美两国政府还都在相应的次年签署了关于限制进口中国文物的谅解备忘录。我个人很有幸参加了2008年的调研和签约，我们当时反复和美国国务院强调，美国如果禁止非法进口中国文物，将对中国文物的盗掘、流通有很大的抑制作用。后来的实际效果也证明了这点。当时美国的学者虽然非常支持，但博物馆和一些富翁不愿意，尤其是后者，他们的很多收藏品将因此不能转化为财产。
文物回归有不同的路径，比如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皿方罍，它若干次创造了中国文物的拍卖纪录。2001年，皿方罍在纽约佳士得拍卖出了1150万美元（含税）的巨价；2014年，湖南省博物馆将皿方罍征集回国。
另外一组曾伯克父青铜器，在2019年3月出现在东京拍卖市场上时，中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因为这批青铜器从来就没出现过，显然是最近才走私出去的。到了当年9月份，我们的祖国把这批青铜器追索回归。追索回归与购买回归完全不同，我们的祖国通过外交法律手段，拿出非常多的铁证，证明这些文物是从中国走私出去的，让日本政府冻结了拍卖公司的这批文物，然后派人将文物护送回国，这样的一个过程非常不易。
流传海外的中国青铜器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因为民族情怀以及其较高的艺术性，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同时对海外中国青铜器的研究也应该成为中国学者未来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未来我们第一步要保护好自己的文物，不能让它们流失，其次在时机成熟时，将已经流失的文物带回家。（整理/颜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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