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描述
集团前身是1969年创建的江西药科学校红旗制药厂，1982年更名为江西中医学院制药厂。1984年10月，中医学院在学校通过竞选产生厂长，一个名叫钟虹光的助教得票最多，当选厂长，当时他27岁。
我在展览馆里看到了这份承包合同书，承包期一年，自1985年2月1日到次年1月31日。药厂在合同规定期内，一定得完成30万元产品的销售利润；如完成，则按1%的提成奖金奖励厂长，超过30万元时仍按1%的比例奖给厂长，再由厂长奖励给其他厂领导；如销售利润在25万到30万之间，对厂长不奖不罚；如低于25万以下，则按现行工资标准扣发厂长每月工资的10%，取消全年奖金，收回每月所发的处级干部岗位津贴，免去厂长职务。
当时厂里的固定资产有40多万元，不算少，但账面资金只有800元，一年要完成30万元利润，看起来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到年底，药厂出人意料完成了200万元盈利。因为在钟虹光带领下，药厂推出了一款儿童保健新产品——“宝宝康”鸡胚宝宝素，起死回生。
我们的国家并不缺乏资产，但资产若不能在市场上创造价值和利润，低效沉积在那里，就是负担。谁能把资产盘活，让资产有效地运动起来、创出价值？
15日在江中药谷吃早餐时，偶然听到，在江西那三年走出的小平小道，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当天活动排得很满，下午一结束就要去机场。我说，那不用吃中午饭了，要是没有，我们哪有今天这样的饭！
中午匆匆扒了几口，10分钟车程，我们就来到位于新建区望城镇省庄村，长征西路的小平小道陈列馆。
1969年10月17日，借中苏边境局势紧张和外出之机，发布《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首都实行“战备疏散”，并在三天内将、朱德、、陈云等遣散到外地。当时已经被造反派“抄家”，被“打倒”了两年多，他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的遣散地是江西。
10月18日，周恩来电话通知江西方面，要求对三人妥善安置，生活上要给予照顾。第二天，当得知江西省革委会准备把他们安置在赣州时，他认为不妥，“那里交通不便，山区条件差，应安排在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独家独院，便于照顾和保障安全”。
于是，三口被安置到南昌新建县，住在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的住处（“将军楼”），上午则到临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接受劳动锻炼。
从1969年10月26日在新建县住下，到1973年2月20日离开江西返回北京，在南昌生活了三年四个月。
从“将军楼”到工厂，走大路要40多分钟，路上人来人往，还有长途汽车站和采石场。出于安全考虑，热心的工人们在工厂西南面的后土墙上开了个小门，沿着门外的荒坡和田埂，修出了一条1.5公里长的小路，直通“将军楼”。这样不仅安全方便，也节省了路上的时间。
三年多时间，为保持健康体魄，坚持每天走1万步。5000步是去工厂上下班的路上，5000步是每晚日落前绕着“将军楼”在院子里走，日复一日，红色的砂石地上被踏出了一条白色小路。所以小平小道不仅是从工厂到住处两边长满野草的小道，也连到了院子里的小路上。
刚到南昌时，65岁，是家里唯一的壮丁，要干拖地、劈柴、砸煤块的活。卓琳患病在身，扫地、洗衣、缝纫，她犯病时就给她端饭送水。70岁的夏伯根擅长做饭，与厨房有关的她都包下了。
在修理车间，我们正真看到了当年的工作台、钳虎台、锉刀、螺丝。喜欢让工友们叫他“老邓”。“老邓”最初负责在机修班用柴油洗零件，但毕竟上了年纪，干起来很吃力，于是车间主任陶端缙安排他做钳工，工人们发现他干活很地道。
这位“老钳工”修整过的零件，没有不合格的。工友说，他的技术相当于四级钳工。
陶端缙曾经回忆说：“不管天气多冷，他都出一身汗。从后背到裤腰带，全是汗水。好卖力的。”有时他累得满头大汗，工人们劝他休息一会，他说：“出身毛毛汗，舒服一点。你们看，我在这里劳动，饭量增加了，体重也增加了。”
冬天来了。住在时，有暖气，有热水，而“将军楼”没有暖气、热水，想洗澡必须全家总动员，在楼下把水烧好，再一桶桶拎到二楼。卓琳一直用热水洗澡，则用冷水擦身。他后来对孩子们开玩笑说：“我这叫以冷制冷，冬天洗冷水澡就不怕冷，还能够预防感冒不生病。”
春天来了。老人们在砂石地的院子里拓出了一块菜地，挖土、施肥、浇水、锄草，种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夏伯根还养了几只鸡。
上午劳动，下午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大家坐在一起听广播，然后夫妻读书看报，夏伯根做针线补缀。一家人就这么过日子，倒也自得其乐。
中餐：一杯白酒，后来由糯米做的水酒代替，三样素菜或一样荤菜（青菜、黄瓜、苦瓜或韭菜变化着吃），一碗豆瓣酱或辣椒酱。两小碗饭；
每天下午和晚上，花大量时间读书。他到南昌后一个月，就在给“中办”主任的信中，请他安排人将在北京家里的一些衣物和图书托运到江西。他除了读马恩列斯毛著作，还读《资治通鉴》《史记》《世界通史》《新编近代史》，读《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黑格尔的《逻辑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还有《古文观止》，高尔基的《母亲》，鲁迅的《集外集拾遗》。他也看一些技术类的书籍，如《刨工》《船舶柴油机修理工艺》《锻工手册》《锻锤基础中的橡胶垫》等。
1971年11月8日写给的信中说：“我个人没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
1972年8月3日写给的信中说：“我感觉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
强调自己做技术性的工作，当然是为了让放心。这也是他的智慧的表达。
但写的更多的信，都和家庭相关。他的小女儿曾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给写信，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
1968年8月，在北大物理系读四年级的跳楼，抗议对他的虐待与，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当时被隔离审查的直到1969年夏天才知道。他立即给写信，提出请组织上帮助安排，经和周恩来批示，得以住进301医院。
1970年2月9日，给写信。“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较为贴切。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
1970年9月13日，给信中再次写道：“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何时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说到这件事）。”
1970年9月，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生活。10月17日，他写信给，“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但几个月后，还是被从301医院送进社会救济院。得知消息，再给写信。
“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杂务，同时护理一下，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照料，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
1971年夏天，来了。每天帮助他翻身、擦澡，卓琳倒屎倒尿，换洗弄脏了的垫布。为防止儿子长褥疮，蹭破皮肤，这对夫妇每天一次或数次为他擦身洗澡，还搽上粉。
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做大事很认真。现在，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做这种小事也非常认真。”
每天躺在木板床上，看书，听广播。想给他找点事，就问陶端缙，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事可做，或者无线电、修收音机的事。得知没有，他又说：“厂里没有这方面的活就算了。你们家有没有收音机呀，如果坏了可以让他修修。有点事做，总比整天躺在床上闷着好。”陶端缙回答：“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四个，最大的才读小学，还有老人，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家庭处于困境时，向来行事简约、写报告也言简意赅的，为了家人子女需要的关怀和帮助，一次次拿起了笔。
刚到修造厂时，在政治上还是一个“大走资派”。厂革委会主任兼总支部书记罗朋，抗日战争时曾是晋冀鲁豫军区一名干部，在太行山多次听当时的政委作过报告。他接到要到厂里监督劳动的指示后，迅速召开支部会，在全厂做了部署，清理了“打倒”的标语，安排好保卫工作，还专门整理出一间房子，给夫妇休息。
1969年11月28日，厂里公布了一条门卫制度：非本厂人员不得进入厂区，厂内人员不得进入修理车间，工人出厂进厂须经门工允许，等等，共有8条。
在车间里，用锉刀挫零件。陶端缙专门在他的工作台旁边放了一把椅子，说你年纪大了，累了可以坐一坐。
卓琳干洗线圈的活。她的师傅程红杏热情地告诉她如何洗，还说老卓身体不好，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
来后，夫妇更加忙碌。工人们得知后，为在床上做了一个架子，上面拴了两个吊环，方便他起身和锻炼。
有一次，因为刚下过雨，很泥泞，在上班路上不小心滑倒摔了一跤。工人们连夜带着铁锹，把小道重新修整了一遍，并铺上了一层炉灰渣。
还有一次，在车间里突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卓琳估计他低血糖的毛病犯了，问程红杏家里是否有糖。程红杏立即回家，泡了糖水，过来给喝。之后大家又用拖拉机把他送回家中。
陈列馆里还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厂里有个叫余克钧的技术员，试制出一款新模具，看后关切地问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学的是什么专业。得知他毕业于天津工学院内燃机设计和制造专业，因为“文革”，从南昌柴油机械厂下放到这个小厂当技术员，感慨地说：“技术是很有用的。”
听到陶端缙说他家没有闲钱买收音机时，对他说，我知道像你们这样年纪的工人结了婚，成了家，生活是很困难的。还是要靠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发展了，情况才能得到改善。
不少事都触动过。有一次，厂里的一位师傅因孩子不小心摔掉了两块豆腐，打了孩子一顿。当时日用副食品和煤、大米都要凭证供应，拖拉机修造厂每家每月只能领两块豆腐。极不平静，下班回家感慨说：“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老百姓还过着这样的日子。难道我们干一辈子的革命，就换来这样的社会主义？”
2008年12月，卓琳在写给小平小道陈列馆的信中说：“在新建的三年，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在这里，小平同志每天参加劳动、看书、看报、听广播，重视形势。参加劳动，与工人师傅们的朝夕相处，以及在江西一些地方的参观，使他了解了民众生产生活情况和当时社会的基本情况。通过三年的观察，他更加忧思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
曾说：“那件事（指‘文革’），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
在小平小道陈列馆的时间很短，我却深刻感受到了以人为本、道不远人的道理，我也体会到，人间固有冷暖，自有真情永在。
卓琳说，从“小平小道”上延伸出去的，是一条通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